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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孟二圣也谈钱!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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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
孔孟二圣也谈钱!?
lihuibin
发表于
2007-05-29
进微信群讨论
孔孟二圣也谈钱!?
丁子江
2007-05-21 08:30:10
人们都认为孔夫子和孟夫子从不重财,恐怕这是一个误解。其实,这两位圣人也谈钱,只不过在涉及它的时候,先将其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。说也凑巧,古时人们很大不敬,不避名讳,竟然将钱与孔夫子同姓,戏称之为“孔方兄”,因为古之钱币面上留有方孔。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、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在了一起。对他来说,各个社会阶层、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、流通、分配上的地位、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。他认为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也就是说,钱财是人人所爱的,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;穷苦是人人所厌的,但因道德的需要,也应安之而不逃避。他还指出: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。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,那么,贫穷就是可耻的;相反,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,那么,即便富贵,也是可耻的。因此,孔子主张,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,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,所谓“富而可求也……吾亦为之”。
总的说来,孔子认为,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并以此来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,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。在这一点上,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(Plato)相似,柏拉图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,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者会因陷于“俗务”而延误大事。不过,既然如此,“君子”又靠什么过活呢?对于这一点,孔子要胜一畴,他指出了这样一条“捷径”:只要当了官、成了劳心者,衣食就不愁了,钱财也就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了,即所谓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,馁在其中矣;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孔子强调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,这里面就暗含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和追求财富的需要的肯定。他把“足食、足兵、民信”作为三大立国之本。他还提出“何以聚人?曰财。”将财富视作统治社会的必要条件。此外,他主张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”,就是说老百姓富了,统治者哪有不富的。有一次,孔子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有一个“不仁”,就是臧的小老婆“织蒲”与老百姓争利,故而主张还利于民。孔子并不轻视商业,他还批评臧文仲另一个“不仁”,即“置六关”,就是设立了六个关卡,阻碍了商人的贸易。
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是卫国的大商人,孔子很欣赏子贡擅长“货殖”,即积累财富的才能。子贡学于孔子,后回卫国当官,不断发扬光大其老师的思想。与孔子其他的学生不同,由于其经商背景,子贡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思想。如他认为玉之所以贵是因为稀少,而不同于孔子的看法,即认为玉之所以贵,是因为它具备道德规范的完美品质。这种素朴的商品价值观更易为常人所接受。
儒家的第二大经典著作《大学》中,发展了孔子反对聚敛(重税)的思想,进一步指出“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”,即认为首先要让民众富有而非统治者富有,国家才会免于灭亡。那么,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有、国家财源充足呢?《大学》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中,看出“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、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、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”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展财富有个根本办法,即要尽可能地让从事生产的人多、而让吃闲饭的人少,生产效率高、而消费合理,财富才会永远充足。
儒家的另一经典著作《中庸》把孔子强调天为生产万物之根源的观点,扩展到不仅“天”,而且“地”,同为生产万物的根源,而把土地提升到了自然力的高度。《中庸》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,就是“来百工则财用足”即工业致富论,并将之列为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一,试图把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观上升到工业生产观,这是非常积极的。但遗憾的是,后来的儒家并未将这一思想贯彻和发展下去。
至于儒家的第二号掌门人孟子,人们只注意到他对孔子学说的继承,却少关注他的另外一些主张。其实,孟子更重视经济问题。他指出:物质环境对人们有重大的影响;在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上应有不同的伦理要求;人的生存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,繁杂的道德规范会限制个人日常的经济生活,因此应给予一定的放松;如果道德规范与个人财富的获得有冲突,则并非后者绝对服从前者,而应取决于对两者轻重本末的权衡,例如一个人快要饿死了,食物当然就比礼义廉耻更为重要。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保障私有财产理论的思想家,孟子曾专门探讨了“有”字的伦理和法律含义,他声称:“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,盗也。”(《孟子·万章章句下》)。孟子还主张“恒产”,即财产的永久占有,并强调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,人们应该有自己的财产,农民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进行生产,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。他认为,人无恒产,则易于做邪恶之事。孟子不像子贡那样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,而是从商品本身的质量来决定价格。他强烈地反对以商业垄断来获取暴力的行为。此外,他还主张农业的单一税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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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子江
2007-05-21 08:30:10
人们都认为孔夫子和孟夫子从不重财,恐怕这是一个误解。其实,这两位圣人也谈钱,只不过在涉及它的时候,先将其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。说也凑巧,古时人们很大不敬,不避名讳,竟然将钱与孔夫子同姓,戏称之为“孔方兄”,因为古之钱币面上留有方孔。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的确把他的政治原则、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与经济生活混在了一起。对他来说,各个社会阶层、集团以及个人在生产、流通、分配上的地位、作用和关系必须加以伦理的规范。他认为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也就是说,钱财是人人所爱的,但应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;穷苦是人人所厌的,但因道德的需要,也应安之而不逃避。他还指出:“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。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有道德秩序,那么,贫穷就是可耻的;相反,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道德秩序,那么,即便富贵,也是可耻的。因此,孔子主张,在一定的条件和合理的规范下,人们可以积极地追求财富,所谓“富而可求也……吾亦为之”。
总的说来,孔子认为,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,并以此来抬高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的地位,贬低体力劳动者的作用。在这一点上,他与古希腊大哲柏拉图(Plato)相似,柏拉图也不主张统治阶级参加体力劳动,因为他认为体力劳动者会因陷于“俗务”而延误大事。不过,既然如此,“君子”又靠什么过活呢?对于这一点,孔子要胜一畴,他指出了这样一条“捷径”:只要当了官、成了劳心者,衣食就不愁了,钱财也就自然而然地滚滚而来了,即所谓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,馁在其中矣;学也,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孔子强调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,这里面就暗含着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功能和追求财富的需要的肯定。他把“足食、足兵、民信”作为三大立国之本。他还提出“何以聚人?曰财。”将财富视作统治社会的必要条件。此外,他主张“百姓足,君孰与不足”,就是说老百姓富了,统治者哪有不富的。有一次,孔子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有一个“不仁”,就是臧的小老婆“织蒲”与老百姓争利,故而主张还利于民。孔子并不轻视商业,他还批评臧文仲另一个“不仁”,即“置六关”,就是设立了六个关卡,阻碍了商人的贸易。
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是卫国的大商人,孔子很欣赏子贡擅长“货殖”,即积累财富的才能。子贡学于孔子,后回卫国当官,不断发扬光大其老师的思想。与孔子其他的学生不同,由于其经商背景,子贡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的思想。如他认为玉之所以贵是因为稀少,而不同于孔子的看法,即认为玉之所以贵,是因为它具备道德规范的完美品质。这种素朴的商品价值观更易为常人所接受。
儒家的第二大经典著作《大学》中,发展了孔子反对聚敛(重税)的思想,进一步指出“财聚则民散,财散则民聚”,即认为首先要让民众富有而非统治者富有,国家才会免于灭亡。那么,如何才能使老百姓富有、国家财源充足呢?《大学》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关系中,看出“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、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、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”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扩展财富有个根本办法,即要尽可能地让从事生产的人多、而让吃闲饭的人少,生产效率高、而消费合理,财富才会永远充足。
儒家的另一经典著作《中庸》把孔子强调天为生产万物之根源的观点,扩展到不仅“天”,而且“地”,同为生产万物的根源,而把土地提升到了自然力的高度。《中庸》对中国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贡献,就是“来百工则财用足”即工业致富论,并将之列为天下国家的九经之一,试图把建立在自然财富观基础上的农业生产观上升到工业生产观,这是非常积极的。但遗憾的是,后来的儒家并未将这一思想贯彻和发展下去。
至于儒家的第二号掌门人孟子,人们只注意到他对孔子学说的继承,却少关注他的另外一些主张。其实,孟子更重视经济问题。他指出:物质环境对人们有重大的影响;在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上应有不同的伦理要求;人的生存发展使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,繁杂的道德规范会限制个人日常的经济生活,因此应给予一定的放松;如果道德规范与个人财富的获得有冲突,则并非后者绝对服从前者,而应取决于对两者轻重本末的权衡,例如一个人快要饿死了,食物当然就比礼义廉耻更为重要。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保障私有财产理论的思想家,孟子曾专门探讨了“有”字的伦理和法律含义,他声称:“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,盗也。”(《孟子·万章章句下》)。孟子还主张“恒产”,即财产的永久占有,并强调为了社会秩序的安定,人们应该有自己的财产,农民应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进行生产,以形成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。他认为,人无恒产,则易于做邪恶之事。孟子不像子贡那样以供求关系决定价格,而是从商品本身的质量来决定价格。他强烈地反对以商业垄断来获取暴力的行为。此外,他还主张农业的单一税制。